“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财富故事 2013-01-10 264 次浏览 0 条评论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1.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2.增长的核算(Growth 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通货紧缩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问题
  通货紧缩是近一二年国内外报章杂志对中国经济发展评论与分析的热点话题。国内报章杂志上,大量地探讨着中国的需求不足,而更多地则着眼于消费需求不足。在研究促进消费需求时,又较多地侧重于促进住房、汽车等等。需要认识到:需求基本是由投资、消费与净出口所构成,因此仅从消费角度来分析需求是不够的。即使就消费需求而言,也宜从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两大块及各层次的消费倾向作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必须看到,一方面在城市中存在着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缩减,农村市场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逐步下降,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大制约……”。因此,虽然近几年来中国GDP的增长率有相对下降趋势,在需求中有消费不足的因素,但有两点值得研究:第一点是在刺激消费需求上,我们要对消费需求作更深入的研究;除了城市中部分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外,不能忽略另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包括基本消费需求中在大部分职工现阶段收入水平基础上能买得起的普通商品房等;而广大农村的消费需求则更应予以深入研究。第二点是我十分同意会议发言所提出的,中国近年来的需求不足,关键是投资需求不足。从DRC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分析及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几次剧烈波动的经验相比较可说明这一问题。改革开放前的情况暂不讨论,仅从1979-1997年期间的情况,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明,“消费增长率较稳定在9%左右……,投资变化的趋势与GDP变化趋势相一致,波动很大”。他们分析的数据,1993 年投资增长率高达31%,在1990年则为-10%(不变价)。这些数字也可与中国90年代初市场的不景气及1993年后经济过热的现实经济历史作对照。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投资增长与上年比较,1985、1992和1993年分别为38.8%、44.4%和61.8%。从1993年开始,政府实施了正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但1999年投资增长率仅为7.8%,与历史增长率相比显见得太小,不足以刺激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为过去大量重复建设及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部分低效益投资所困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过热,已有教训,一般认为除了基础设施领域外,中国业已出现了生产过剩,似乎找不到可以投资的领域。但这可从两方面来研究:第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未到位。传统的投资体制与各级政府的干预,传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投资行为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等等,影响了中国投资体系效益。以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例,它们是过去 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经验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世行专家Yusuf先生1992年在韩国KDI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所作的有关中国非国有企业兴起的报告,曾从社会代理人与市场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原因。其中提到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代理人的影响。各级政府仅把乡镇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作为财税来源,而对其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发展前景的信息服务,付出服务的力量较少。而国外的政府,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很早时期就重视对小企业的技术扶植与提供市场信息。第二方面是各类体制的错综影响(投资体制也是体制之一)。以中国的外贸进口商品为例,中国的进口额约达1500亿美元(人民币约1.25万亿元),其中75%为工业制成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有些不必进口的简单制成品,也由于体制的约束而进口,这点在后面另有叙述。
  关于解决通货紧缩,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在目前“大银行,小财政”的情况下,恰当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例如,美国工

商业1998年瞻望中,曾对149类制造业未来5年的增长前景作了国内外市场分析及预测。而且由于其服务业比重已占其GDP比重的75%,因此对其使用了将近50年的工业分类标准,于1997年改为新标准(基础工作)。因此研究经济结构调整,是需要做深入工作的。以下仅重点探讨两方面:
  1.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不高速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现有12-13亿人口(下世纪最高可能达16 亿),每年将新增1100万人口就业和目前在农村的3.6亿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地进行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又存在差距,如果在今后10年内不能保持 6-7%的经济增长率,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将很难解决。但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从经济学的词汇来讲,发展 (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有不同的涵义,前者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发展因素。这一点,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欧盟曾在1999 年组织过“可持续社会发展指标”国际研讨会,中国也需要考虑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地向我们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点我们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2.关于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例问题
  中国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由于体制及统计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偏低的。与会者提到中国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提到了服务业增长的滞后及滞后的基本原因是垄断。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点。在一段时期全民经商的大浪潮中,几乎所有部门与企业,都兴办了低层次的服务业,卡拉OK、宾馆、高级饭店几乎遍布中国的县、镇,这些在国外书刊杂志都有所描绘。江泽民主席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及时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命令要害政府部门与政府机构,必需和经营性企业脱勾。但遍布城乡的现实现象是,除政府部门外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都在经营着第三产业,以及难以统计的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事家庭服务及各类摊贩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而未列入我国现有的统计。至于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法律、保险、咨询、教育、航空等,在我国应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但这些领域,目前大部分均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存在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要预见到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面临竞争的难度。但在战略上应立足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动政策,而不宜长期依靠国家保护垄断的被动政策。至于战术性的阶段或局部保护,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
  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会者的发言,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结合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及现状,却又成为一个迫切的中近期问题。会议中曾讨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在2010年左右,是劳动人口年龄有较快的增长时期。其确切的时段,与会专家各方面的估计,有少量差别,这在定量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现象。尽管劳动人口年龄增长快,是生产要素增长源泉有利的一面,但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又带来了就业与失业的压力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全面考虑养老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之一就是,这些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同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在过去DRC作了《2000年中国》的研究后,业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约在1986年左右,世行的一个代表团曾来与我们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那时世行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太慢,因为那时西方学者对前苏联体系的改革研究中,有一派激进的思潮。这一派思想,当时在国际上曾经占有上风。而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全在经济方面,而更在社会方面。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整套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享有全套的福利;但那时国有企业职工数仅约1000万,而1986年到达了1亿多,因此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破产。对职工既有福利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改革难以急进的主要原因。一位英籍世行专家立即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英国撤切尔夫人在推动英国改革时,面临政府部门、企业与职工们极大的阻力。”多年来,中国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江总书记曾提出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时,要充分考虑改革各方面的衔接,即对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
  五、关于体制问题
  所谓体制(或制度),不仅包括组织机构,也包括各类规范(norms)与在特定体制下所形成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在国外有制度经济学派)。它存在惯性。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研究,国土愈大,人口愈多,某一特定体制存在的时间愈久,则存在的惯性也大,改革的难度也愈大。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及“休克疗法 ”在国外改革中所产生的很多副作用,都属于对体制影响及国情估计上的差异。福特基金会华安德先生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亦曾强调了体制问题。会议中所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国企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改革与发展,也都是属于这类问题。江总书记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认为需要100年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时间过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估计。
  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体制的影响。
  日本名古屋郊区一个类似中国乡镇企业的小厂,从中国武汉机床厂买了一台龙门刨床。因为从中国买这类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唯一缺点是缺乏计算机控制。但这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自己组织力量安装了一台计算机就行了。这样一件小事情,在日本的小企业都可做到,但在中国却由于积累的体制因素,变得行不通。教育的过份专业化,管理人员的经营思想与知识,激励机制与企业的制度考核等等都是造成行不通的机制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成熟经验,但在中国却屡屡出现不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各类翻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的影响。

正见、正思、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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