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私奔前与吴尚志开房辩论 加入鼎晖先撂丑话

原创 DAVE  2013-06-13 09:23  阅读 317 views 次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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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和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大多取得了资本意义上的成功,也为王功权带来了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是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大鳄。以至于他谈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美国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尚志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功权还是辞职。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但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曾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他们的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些特质。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只因为对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的一些“官话”听不下去。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功权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但撞车也曾发生。几年前,当王功权还是鼎晖投资人的时候,曾拒绝投资一个其他合伙人都很看好的项目。那个项目占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决400人的就业,风险评估很低,但会令2万多农民失去耕地。
  王功权要求项目方给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但对方拒绝支持这笔每年需几千万元的支出。鼎晖的团队开会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条件并非必要,认为王功权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强加到项目中,来影响决策”。但在他的坚持之下,投资最终没谈拢。“我认为征用农民的土地,存在隐性的利益剥夺,而给他们提供培训是一种补偿。”他认为涉及的不是商业道德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在2005年进入鼎晖时,王功权即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动制度前进的事情我会做,你们要想好。”
  这种开诚布公,让王功权此后的一些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空间,尽管发生在鼎晖的这种容忍,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是海归派,他未曾对王功权的这类行为做出过直接评价。有些合伙人提及这些事时,吴尚志会说:“既然他进来时都把丑话说前面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但吴尚志也会告诉王功权,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吴尚志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蹊跷的事情总会发生。王功权注册了一家小公司,没有业务,全部用来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样审计,追溯到2005年的账目,下半年又被审计了,这次则从2008年审起。“像这个小公司都被审计多少次了?每年常规年审,我都是通过的,有什么好审的?”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曾说过:“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许志永认为王功权是商业界里极其罕见的干净人。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没有把柄。”他把这个结论归因为多种偶然促成的。

  成为王功权

  回到20年前,海南兴起炒房大潮的那个时代,他与他的万通兄弟们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的海南,楼花生意是暴利,一夜发达的故事并不鲜见,让人难免感觉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会掺杂其中。王功权却说,他并没有留下污点。
  “当年在海南我们干的不是开发,是炒房。”彼时的万通,像个空手套白狼的倒卖者,向开发者买下期房,再转手找人卖出。但是两次交易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在两个协议同时签订后,再促成上下家见面,重新签约,造成实质上只发生一个交易,省下一笔交易税,万通的盈利则来自于中介费。“这种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万通的这种位置,决定了它不用买地盖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说我做过房地产,实际上我没有开发过一次房地产。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可能就会有问题,或者我坚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来了。”他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等几千万元的原始积累到手之后,当万通开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图,王功权已经是集团总裁。“再开会,我已经跟公司讲,任何违法事情,不管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他的这种要求,让一些事情变得很难办,“公司经理们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打转”,让他很为难。另外,集团发展很快,分公司与总部在分权与管理上出现摩擦。他决定不做总裁,去美国负责万通的投资业务,“也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原来的财务主任潘石屹坐上了总裁的位置,名义上,王功权需要向他汇报工作(一年后潘石屹离开,王功权回国接任了8个月的总裁)。离开时,他做了全面的离任审计,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还请了公证处公证。
  在美国时,王功权掌管国际基金,这为他日后进入IDG和鼎晖这些投资公司埋下了伏笔。自此,他与那些潜规则愈行愈远,“投资一个公司,要求法务税务讲清楚,因为要上市嘛。”
  王功权爱好格律诗词,他的诗中偶然会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绪,“商场涉及利益的较量,我在心里不愿做。”为此,潘石屹等人也说过他,不像个老板,“心肠软、窝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万通根据考评表现,一次性裁掉二十几个人,作为总裁的王功权流着眼泪签下了字,“因为我平时接触过他们。”
  但从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他又并非优柔寡断。他曾驱车用了一个月,在全国各省环游,行至四川,在当地投资的台湾朋友因为公司有了麻烦,向他求助。王功权让朋友给他全权委托,停下来用一周时间介入这个陌生的公司,召开董事会解决危机,然后继续旅行。冯仑评价他,“擅于危机处理。”
  在IDG的时期里,有一年半他只领取半薪,这样他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事实上多半时间还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够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么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财富不能抵达之处

  王功权不缺钱花。过早实现财务自由让他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大女儿曾在美国留学,打越洋电话过来时,听起来情绪不好。王功权放下电话,就直奔机场,“边走边订票,你知道这种临时订的票都是很贵的。”一天之后,他出现在女儿面前。女儿很惊讶:“爸爸你怎么来了?”“不学习了,跟爸爸出去玩两天。”
  因为他喜欢诗词,他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累计花了1000多万元,组织了30多位诗人编辑出版格律诗词。
  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也会有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比如,那些他请到来北京工作的诗人,很多拖家带口,很快就面临外地户籍的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了权利不平等。当他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这不是个案。“我是个企业家,好像有些资源,总会遇到同学亲友,遇上这些事情托我帮忙。随便数,我都能想起二三十个人。”但他也没有办法,连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于户口解决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户口。
  事实上,他最小的孩子因为是三亚户口,也面临着中小学学籍上的差别待遇和异地高考的问题。“我可以送出国,因为我有钱,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出了教育平权的议题。这个议题当场就通过了,后来被制定为长期的倡导项目,招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召集签名、撰写调查报告、投递请愿书等方式运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废止了旧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5项规章,这意味着在免费和就近入学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学生的差别待遇在制度层面不复存在。“但回到那个起点,教育平权并没有什么新闻由头,在公共领域也没人注意。”许志永认为是公盟推进导致了政策的转向。
  但王功权在谈及他与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时,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权重要的演讲场。他很喜欢在上面谈论对时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他有着156万粉丝的微博被销号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经被新浪禁言过,都会有专门和他联络的客户经理提前告诉他,因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贵宾服务”。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告知。
  王功权不甘心,又注册了几次,但不论他是实名还是非实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注销是在?月份。他明白了,他决定放弃微博。“感到解脱了,好像是从一个舞台上转到另一个舞台上。”
  当然,悲情时刻只是偶然出现,王功权目前的生活,总体说来还是充满着明亮的色彩。从年初回国到目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国到处游走,结识志同道合的公民志愿者,参与一些慈善与扶贫。最近几天,他在读《民主的细节》和《甘地自传》。想找他谈生意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兴趣已经不在了。
  当他还在投资界时,面对着眼花缭乱的项目,取舍决断之间,王功权向来看重创业人的性格:“要敢于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以这个标准来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镜中的自己。
  他从不缺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1988年,时任宣传干部的王功权,成了整个省委机关的第一名辞职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职),原因是,“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这个职位,是17岁时顶着烈日劳作的农村少年王功权无法想象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你感觉到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绝望。”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日后遇上潘石屹、冯仑等人,更不会知道自己竟一发不可收拾,在商业江湖里翻滚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买了火车票就走。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像块能量渐增的磁石,财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拢。
  多年之后,在新的转折发生之前,王功权的故事,已经符合一部优秀传记作品的叙事逻辑:一个农村少年,挤入仕途又逃离,几番沉浮后,成为了一线投资人。但他终于还是选择了把书的尾页撕掉,再次将结局开放。无论旁人把这个过程看成自然而然地发生,抑或一个急倏的转折,他留给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权谈爱情

  私奔事件近两年之后,曾饱受争议的王功权,坐下来与《财经天下》周刊谈论爱情。
  Q这个事件对你有影响吗?
  A“私奔”这个事情过去了,对我的家庭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为我觉得,社会对爱情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一个是社会学层面对爱情的定义,有忠贞和责任,另一个是不受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我认为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会挑战这个社会的常规理念,我没有勇气挑战这些。在事实上,爱情和道德有关。
  那个事件是突发的,我没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话,我会对我伤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现妻和王琴。
  Q许志永说公益人应该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A我觉得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标准要求的,但我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也挺惭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标杆,它是一种规则、一种程序正义,它不应更多介入道德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讲道德,个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剥夺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开脱我自己,但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无关。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权利。

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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